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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越街的缘 陈仲明 《越街揽胜》（代序）亦刊于《泰兴历史文化》 泰兴的越街，古称为“钺”，后来称为“越”，都蕴含着浓郁的古代气息和雅风逸韵。 越街，是县城泰兴镇的重要区域。 我少时的岁月，有五年时间是和越街紧紧相连的，这也是一种人生的因缘。 我家的宅院是鼓楼南街苏利巷首临街联巷的三进整体清代民居。现在有一句时髦语：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于是，为孩子选择名校 成了家长普遍的焦虑。 那时泰兴师范附属小学和襟江小学并列，属于县属五年制实验小学，教师也是泰兴县的一流师资。那时的小学招生，没有学区之说，学校向任何孩子敞开大门。我家紧靠城中小学，巷子里拐弯就是。泰师附小在越街的延佑观，过了安泰桥还要走上一段路，离我家比较远，后来迁至泰师校园，路途则更加远了。我居然舍近求远，报了泰师附小。五年的小学生活，就是我每天由鼓楼街奔走于越街之旅。 上学前的我，是处于大灾难和惯宝宝两个极端的孩子。我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我成了遭际人生第一大灾难的不幸的孩子。直到上小学之前，我脑袋上的头发依然留着桃形与脑勺后的辫子，脖子上戴着银色的项圈，胸前挂着亮闪闪的银链和银锁，这就是那个时代惯宝宝的标志。一个惯宝宝与灾难并存的孩子。 直到上学之前，我还没有学名。那个时代，人们呼唤宠爱的孩子以动物名称阿猫阿狗而称之，别有一种乡俗的亲昵。父亲在世，把我当惯宝宝待之。我就要上学了，还没有名字，咋办？邻居们七嘴八舌纷纷给我这个失怙的孩子取名：或德明，或聪明，或……。我的紧邻，电影院陈德生的父亲陈海南老先生，人们喊他四老爹，他说：格个伢儿聪明，就叫陈聪明吧。邻居们是否根据我闪扑扑的晶莹大眼睛，而认为我聪明就不得而知了。于是陈聪明的名字在附小使用了五年。 襟江小学居于泰兴城中心地带，学生以社会中上层人家的孩子居多，而附小的学生则以城南的平民孩子居多。 父亲去世，母亲是大字不识的文盲，她哪知道男孩挂着辫子进校园，会被人家当成取笑的活宝看呢？进入校门的前一天，我自己拿着剪刀，对着雕花衣橱上的镜子，反手咔嚓一声，剪去了曾经伴随自己成长的辫子，踏进了泰师附小的大门。入学前对着镜子自己剪去辫子的镜头，至今记忆犹新。那顶三节柏木雕花衣橱，品味很高，是晚清泰兴商会曹炳之会长女儿出嫁时的陪嫁物，民国后期以十石大米卖给了我家。县政府旁边县家汪的曹家楼即是他家。 启蒙阶段的我，是属于闷皮的学生。读二年级时，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李桂珠老师是班主任。那时的教学条件很差，不少教室的地面还是高低不平的泥土地，全校师生出操在里仁巷北头的空旷地上，最前面领操的是男女两个同学，我声音大大地说：最前面的就是小夫妻俩个。同学们哄然大笑。于是有了我被李桂珠老师罚以当众出列而难堪的一幕。我的家处于县城鼓楼街的店铺云集之地，我的性格虽内向而寡语，但自小就被周围喧闹的市井氛围熏陶，性格中亦有着江湖笑谑因子在，我出口的笑谑话语，在稚嫩的孩子群中，则犯了校园之大忌。至今记得那两个领操同学的姓名：殷东来、倪建男，住在南门铁匠巷一带。那时以为李老师很凶，其实与李老师相反的那些年长老师的随和，是随着岁月变得老成与平和的，而学生不知道老师的年岁差异而引起的性格差异。我以后在泰中和大学做了老师，不也是属于“凶”的一员？我在泰兴中学做老师的时候，县城西洋乐器很少，那些觉得我“凶”的学生，因为我拉手风琴的潇洒，宽容了我上课时的“凶”。 一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了几个同学到县广播站参加少儿朗诵，至今我还记得朗诵的诗句：花喜鹊，叫喳喳。周总理，到我家。和我吃的一锅饭，和我住的一个屋……。 二年级的时候，李老师选中我作为班级代表参加学校的朗诵比赛，比赛在简陋的学校礼堂进行，我有幸获奖并得到5支铅笔的奖品。如今的孩子，绝对不屑于几支铅笔的奖励，可是，对于那个三年饥荒时期的贫困和一个害羞的孩子来说，五支铅笔的奖励却是使其自信的开始。四年级参加县里歌咏比赛，我成了大合唱队伍前的领诵者。那次的歌咏比赛曲目是《黄河大合唱》，随着朗诵词“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小学生们发出“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嘹亮歌声。另一位领诵的女同学唐淳，后来进了扬州文工团，成了专业文艺工作者。 一二年级的我，属于不用功学习的孩子。那次朗诵之后，我渐渐成为一个听话的好孩子。四年级时学校迁到泰兴师范校园，我的成绩跃居第一，居然当上了三条杠的大队长，这是我在孩子群里做的最大的“官”。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倒是没有枉负了“陈聪明”这个姓名。 我的姓名，二年级时派出所上门核实入册。我记得那个长者，问我姓甚名谁，我说：叫“陈聪明”，他写成了“陈仲明”。泰兴话发音“仲”“聪”不分，于是我考取泰兴中学以后，就变成了“陈仲明”。中国人按伯仲叔季排列，人们以为我是家中老二，其实我是独子。不过我觉得这姓名挺好，仲春朗明，既和我出生的月份吻合，名字也挺阳光的。 在附小上学的时光，安泰桥、越街、香花桥、三妃墩、凤凰天、里仁巷、杨家楼，都是我们每天必经之地，这些地名都深深刻入一个少年记忆的脑海里。 启蒙时的熏陶和教育，往往影响着人的一生。 小学毕业考取泰中，初中二年级时因“文革”浩劫而辍学。生逢其时，15岁就下乡插队种田，干过许多行当，背纤、拉板车、做石匠、上河工等等。那时突出政治的高音喇叭，每天都在天空震荡和回旋，因此，专注收听高音喇叭成了我的必然。于我而言，听广播不在于关心国家大事，而是跟着喇叭学说普通话。这种学习是小学时代由于朗诵而启迪的对普通话语音的一种关注和延伸。这是日后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个重要细节，尤其是“文革”浩劫的非常时期。 因缘际会，那一次大学招生，合适的时间撞上了合适的人，是我人生之旅撞到的偶然。扬州地区的红色教师训练班在泰兴师范校园内举办，俗称“红师班”，负责教学的是来自南京师范学院和南京艺术学院艺术系科的十几位老师，他们负责南师音乐系招生考试的打分，我忝列90分。除了初谙二胡笛子之外，一个身着洗的发白而布满补丁的土布衣服的插队知青，说着相对纯正的普通话，也凸显了优势的考试素质，先天浑厚清朗的嗓音是得以录取的最重要的因素。 1972年的秋天，面向黄土背朝天的一个插队知青，走进了宫殿式的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十月桂花飘香的钢琴房里，遍布老茧的双手，在键盘上开始了笨拙的敲击和练习。 年轻的刚走出师范校门的李老师，点燃了一个稚嫩少年身上的艺术火种。 我自南京师院音乐系毕业后，在口岸中学教书一年，在泰兴中学教书整整十年，以后辗转于大学的笔墨教书生涯数十年，那是人生的另一个拐点。 人生本来就是坎坷而多变之旅，有着许多阴差阳错、偶然与必然之因果。 人生第一步，小学阶段知识和文化的学习，是最为重要的启蒙。 我舍家门口的城中小学之近，而求越街上的泰师附小之远，每天行走于鼓楼街至越街，是否也是人生没有输在起跑线的一例呢？ 天知道。 2021年初夏于石头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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